90年代的一些媒体之所以能够火起来，从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们：自由撰稿人。

这是前所未有的一帮人，一支钢笔，一台电脑，是他们全部的武器，他们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南征北战，纵横捭阖，频频向记者和作家的专利问鼎。稿子一篇篇地抢占了报刊版面，倒让那些“正规军”哑口无言。

　　由于他们，中国报刊清汤寡水的局面打破了，文人“穷文富武”的现实改变了。虽然主流文坛从不正视他们，但他们仍然骄傲地把“自由撰稿人”五个字印在名片上。他们中，有来京朝圣的“文青”（文学青年），也有求职无门的大学才子。可以说，一个自由撰稿人，就是一部当代生活的心灵史，时代的悲欢离合、酸甜苦辣，无不在他们的生存状态中得到昭示。

　　布满神秘色彩的自由撰稿人群落，是现代都市中一道引人注目的亮丽风景。

　　有人说，当一名自由撰稿人，只需要“麻、辣、烫”三大件就行了，所谓“麻”就是行文要尽力迎合大众口味，哪怕搞得肉麻兮兮也在所不惜；所谓“辣”，就是要手段老辣，别人不敢写、不会写、不屑写的题材，也要大胆去写；所谓烫，就是要抓热门题材，什么演艺明星、公众热点、奇闻轶事，都要及时反映在笔下。此话虽然偏颇，但从某种程度上，也确能反映了当代自由撰稿人的生存状态。

　　一夜之间他杀出重围

　　在北京自由撰稿人中，最值得深思的“个案”也许当数杨光，在我们采访的自由撰稿人中，他占了几个第一，年龄最小（23岁）、学历最低（小学文化）、速度最快（从写作到发表处女作不到六天）。当这位来自大西北的电脑评论家坐在我们面前海阔天空时，我们还以为他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，想不到他说：“哪里，我只是放羊娃的出身。”我们以为他只是幽自己一默，想不到他全是实话实说。

　　杨光出生于宁夏平原一个封闭的山村，由于从小性格与环境格格不入，初中才上了一个多月就退学回家，这一“出格”举动自然无人理解。

　　无事可干，他放着家里的几只羊，想象着只在电视上见过的现代都市。几年后，他怀揣四十多元钱，把理想的羊群放牧到了北京。刚到北京时他还没见过真正的电脑，甚至在北京的最初两年里，电脑也只能是他的梦中情人。他换过若干工种，吃过不少苦头，所挣不多的工资全都买了电脑书籍和报刊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一位预备购买电脑的小老板请他当购物参谋，在中关村，杨光验货侃价大刀阔斧，竟省下了两千元。客户大悦，杨光也就挣了平生第一笔“大钱”：800元。他又东拼西凑，买了一台二手386。他想借此机会多做一些电脑生意，但对身无分文的他来说，“空手套白狼”只能是画饼充饥。百无聊赖，把自己的电脑派上了用场，他把学习电脑的心得体会整理出来，投寄几家报刊，想不到不出一周就在《北京青年报》上发表，到月底，十来笔稿费汇到他名下。歪打正着使他信心大增，在毫无心理预备的情况下，他做起了自由撰稿人。

　　由于初次出道，路径不熟，他一下子撞上了“黑客”。常跟他打交道的一家报刊发过他六七篇稿，但到结稿费时却一拖再拖。一个偶然的机会杨光发现，这是一家挂在其他报社名下的“皮包报社”。直觉告诉他，自己的一千多元稿费有可能鸡飞蛋打。

　　他多次去找责任编辑江×，对方置之不理。他又到报社财务室去查，会计说稿费已经被江代领。杨光索要，江避而不见，他找主编，主编也推三推四。

　　在弹尽粮绝、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杨光苦思对策。在零下十多度的冰屋子里，一个念头使他浑身发热。告状！他买回大量法律书籍，并找了律师，写了诉状。在诉状中，他并不像其他原告那样狮子开口漫天要价，而是一分不多一文不少，只要自己的一千多元，但是他的另一条款却破了中国纪录：要求被告在包括中心电视台在内的一百家媒体上公开向他道歉。

　　一纸传真发到报社，一切迎刃而解。在“最后通牒”期限内，拖了两个月的悬案顺利解决。

　　此事在北京传开了，再有报刊跟他打交道时都开宗明义：“我们是正规报刊，不会拖赖你的稿费”，有些报刊还开绿灯，预支稿酬。

　　一切都像是个神话，仿佛一夜之间，杨光杀出资历的重重包围一举成名，创造了一个信息时代自学成才的奇迹。自1998年10月至今，他的论文接二连三被《北京青年报》、《网络世界》等四、五十家报刊发表，并被《电脑报》、《作家文摘》等多次转载，有的刊物还特辟专栏连载他的自传。他的论文涉及软件、硬件、网络、企业文化等多个领域。现在，杨光正在构思两本书，一是长篇自传《从牧童到作家》，一是《给比尔?盖茨上课》。

　　对这两本书的出版，他并不着急，他预备在即将建立的个人主页上连载。
　　
　　没有路费的“独立制片人”

　　与杨光比起来，林教头要倒霉得多。虽然出道多年，林教头却依然生活在“水深火热”之中。林教头毕业于安徽某大学政教系，做过几年中学教师。上班期间，就一直因为“不务正业”遭到四周人们的孤立，穷乡僻壤，只有发表过的几个屈指可数的中篇是他的唯一安慰，一本省作家协会会员证为他带来不大不小的名气。可惜有了上顿没下顿的稿费只是一种饿死肉体撑死精神的幻像，加上学校工资时不时要延期才能发下来。他索性把目光对准了北京。他 没有冒然辞职，而是请了长期病假。北京的确是个布满竞争的城市，但这里的竞争远非他想象中的优势竞争，劣势竞争也时时显山露水，一个人的能力跟机遇并不是正比关系。他在公司写文案，妙手文章自是赢得老板称道，然而到发工资时却并不比几个只会溜须拍马的闲人更多。他像误入白虎堂的林冲，一怒之下，他跳槽来到另一家公司，以期工作环境的改变能为自己带来好运。想不到这样做的结果是每况愈下，天下老板一般黑。老板的面孔像走马灯一样在他面前飞来飞去，他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“婆家”，兜里的银子反而比刚来北京时更少。

　　上班实在让人疲惫，他无比渴望回到写作中去。在一间只有七平米的小屋里，他啃着馒头榨菜苦干了两年，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终于杀青。他兴冲冲去找出版社，但在十几家得到的答复全都一样，经济风险太大，出版费用得由作者自己负担。这时有一个好心的编辑给他出谋划策，说书稿卖给出版社作者吃亏，有经验的作者都是自己找投资，到时候作者自己可以拿百分之十的版税。林教头去找了几个书商，但人家看都没看稿子就拒绝了他。林教头犟劲上来了，你们不出，老子自己出！他到印刷厂一打听，发现出书利润极大，一本售价二十元的书，成本只有四块钱，按一万册算，每本可以赚十六万！林教头茅塞顿开，四处活动借钱，老家的亲友都以为他在北京发了大财，竟然都肯借给他。八万元到手，房东也对他刮目相看，也拿出两万元存款入股。